1 | 特别说明：此文由ChatGPT生成，后续由我本人编辑、修改而成。 |
虚构的力量与理性的脆弱
七万年前，智人经历了一场认知革命。我们的祖先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相信并传播虚构的故事。正是这种能力，让智人能够建立超越血缘的大规模合作网络，最终征服了整个地球。
想象一下：一只黑猩猩无法说服另一只黑猩猩把香蕉交给它，通过承诺死后会在“黑猩猩天堂”得到无限香蕉作为回报。但智人可以。我们可以相信天堂、国家、人权、金钱——这些都是虚构的故事，但正是对这些故事的共同信仰，让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让帝国得以建立，让文明得以延续。
但这种能力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的大脑进化出了相信故事的本能，却没有进化出区分真实与虚构的可靠机制。在漫长的演化史中，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的祖先需要相信部落的神话才能团结协作，至于这些神话是否“客观真实”，并不影响他们的生存。一个相信“我们部落的图腾是神圣的”的群体，可能比一个充满怀疑论者的群体更团结，更有战斗力。
从演化的角度看，“有用的虚构”往往比“无用的真相”更有生存优势。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与祖先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我们需要理解气候变化、疫苗原理、经济规律——这些都需要准确的事实判断，而不是鼓舞人心的神话。但我们的大脑仍然是七万年前那个大脑，它天生更擅长相信故事，而不是验证事实。
反智主义：一个演化的遗产
当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声称“微软程序员躲在下水道被洪水冲走”或“清朝只是殖民统治”，并发现成千上万人为此点赞时，你感到愤怒。这种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想真正理解这个现象，就需要暂时放下情绪，从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
反智主义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深植于智人心理结构中的古老倾向。
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将反智主义定义为“对理性生活及其代表者的怨恨与怀疑”。但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怨恨”有其深层逻辑：在我们祖先生活的小型狩猎采集群体中，那些声称拥有“特殊知识”的人往往是巫师或酋长，他们的“知识”常常是维护自身权力的工具。对这类人保持怀疑，在演化上是有利的。
试想，如果一个原始人对部落巫师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他可能会被利用、被剥削。而一个保持适度怀疑的人，反而更可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对“精英”的本能警惕，被自然选择保留了下来。
换句话说，反智主义是智人对权威的本能警惕在现代社会的错位表达。
问题在于，现代社会的“知识精英”与原始社会的巫师有本质区别。科学家的知识是可验证的，医生的建议是基于证据的。但我们的大脑无法轻易区分这两者——它只看到“有人声称知道我不知道的事”，然后本能地产生警惕。
这种错位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中尤为明显，但绝不仅限于他们。事实上，一些高学历者同样会陷入阴谋论的泥潭——因为反智主义不是智力问题，而是心理结构问题。
后真相时代：当事实变得无关紧要
2016年，“后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词汇。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状态：在公共舆论中，客观事实的影响力不如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
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后真相”其实是常态，而不是例外。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相信什么，取决于他们的部落、宗教、阶级告诉他们应该相信什么，而不是取决于客观证据。启蒙运动以来，“真相应该基于证据”这一观念才逐渐普及，但它从未完全战胜人类相信故事的本能。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与其说是“真相的衰落”，不如说是“启蒙理想的局限性暴露”。我们曾天真地以为，只要教育普及、信息流通，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拥抱理性。但事实证明，更多的信息并不等于更多的理性——有时恰恰相反。
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人们反而更依赖直觉和情感来筛选信息。那些能够激发强烈情绪反应的内容——无论真假——更容易获得注意力。这不是某个阴谋的结果，而是人类认知系统与现代信息环境不匹配的必然后果。
算法时代的认知失调
21世纪的信息环境对人类认知系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的大脑在数百万年的演化中，适应的是一个信息稀缺的环境。在那个环境中，获取信息需要付出努力，而来自部落成员的信息通常是可靠的——撒谎者很快就会被识别并受到惩罚。我们的祖先生活在150人左右的群体中，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声誉是最重要的货币。在这样的环境中，散播谣言的成本是很高的。
但今天，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量超过了祖先一生所能接触的总和。更糟糕的是，这些信息来自匿名的陌生人，通过精心设计的算法推送到我们面前。散播谣言的成本趋近于零，而收益——注意力、流量、金钱——却是实实在在的。
这些算法不关心真相，只关心一个指标：用户参与度。
研究表明，激发强烈情绪反应的内容——尤其是愤怒和恐惧——能够获得更高的传播率。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虚假新闻在Twitter上的传播速度比真实新闻快六倍。这不是因为人们故意选择谎言，而是因为谎言往往比真相更具戏剧性、更能激发情绪。
这意味着，在算法的选择压力下，最能存活和传播的“信息物种”往往不是最准确的，而是最能激发情绪的。我们可以把这称为“信息的自然选择”——只不过，这种选择的标准不是真实性，而是传播力。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荒谬的谣言能够获得数百万点赞，而严谨的辟谣却无人问津。这不是因为人类突然变蠢了，而是因为我们的认知系统正面对一个它从未进化出应对能力的新环境。
愤怒的生物学基础
当你看到反智内容时感到愤怒，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愤怒是杏仁核对威胁的反应。杏仁核是大脑深处的一个杏仁状结构，负责处理情绪，尤其是恐惧和愤怒。当我们感知到威胁时，杏仁核会在意识层面做出反应之前就触发应激反应——心跳加速、肾上腺素分泌、肌肉紧张。
有趣的是，杏仁核无法区分物理威胁和抽象威胁。当我们的核心信念受到挑战时，大脑会将其解读为一种攻击——不是对身体的攻击，而是对我们建构的意义系统的攻击。这触发了与面对肉食动物时相似的应激反应。
神经科学家发现，当人们的政治信念受到挑战时，大脑中负责个人身份认同的区域会被激活。这意味着，对很多人来说，政治观点不仅仅是观点——它们是身份的一部分。挑战这些观点，就等于挑战他们是谁。
这解释了为什么与人争论政治或历史问题时，我们的心跳会加速、手会发抖、思维会变得不够清晰。我们的身体正在准备“战斗或逃跑”，尽管我们面对的只是屏幕上的文字。从大脑的角度看，这与面对一头愤怒的野牛没有本质区别。
但这里存在一个悖论：我们越是认同自己是“理性的人”，就越容易被反智言论激怒。因为这些言论不仅挑战了某个具体观点，还威胁到了我们的身份认同本身。“理性”已经成为我们身份的核心组成部分，任何对理性的攻击都会被我们的大脑解读为对自我的攻击。
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往往是反智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它激怒的人。
信息茧房：部落主义的数字版本
社交媒体算法创造了一种新型的隔离机制——信息茧房。
在传统社会中，人类以部落为单位生活，部落成员共享同一套神话和价值观。这种“群体思维”在当时是有适应意义的：它增强了群体凝聚力，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效率。一个观念统一的部落，比一个充满分歧的部落更有战斗力。
部落成员通过仪式、故事、共同的敌人来强化群体认同。“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清晰分明。这种二元思维方式被深深刻入了人类的心理结构。
今天的信息茧房本质上是部落主义在数字空间的重现。不同的是，现代“部落”不再由地理边界划分，而是由算法划分。每个人都生活在由自己的点击历史构建的信息世界中，与持不同观点的人越来越隔绝。
算法的逻辑很简单：给用户他们想看的东西，让他们停留更长时间。如果你点击了一个阴谋论视频，算法就会推荐更多类似内容。久而久之，你的信息世界就会被这类内容填满，而相反的观点则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
在这样的环境中，极端观点不断得到强化。心理学家称之为“群体极化”——当一群持有相似观点的人聚在一起讨论时，他们最终的观点往往比讨论前更加极端。这是因为在回声室中，温和的声音被淹没，极端的声音被放大；表达极端观点的人获得更多认可，而表达温和观点的人则被边缘化。
“元清非中国”这样的论调，在其追随者的信息茧房内被反复回响，逐渐从一个边缘观点变成“不容置疑的真理”。试图从外部注入不同声音的人，往往被视为“敌对部落”的成员而遭到排斥。他们不仅不会被听取，反而会强化茧房内部的团结——“看，外面的人都在攻击我们，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这不是智力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即便是高智商的人，在足够封闭的信息环境中也可能形成扭曲的世界观。历史上，许多聪明绝顶的人曾真诚地相信地球是平的、女巫是真实存在的、某个种族天生劣等——不是因为他们愚蠢，而是因为他们的信息环境不允许其他可能性存在。
争议经济学：注意力时代的悖论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出现了：争议本身成为了一种资源。
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学。在传统经济中，企业通过生产有价值的产品来获利。但在注意力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是人们的注意力，而获取注意力的最有效方式往往是制造争议。
当某个UP主因争议性言论被封禁后粉丝不降反升，从90万涨到550万，这不是偶然。这背后有清晰的逻辑：
第一，“受害者叙事”激活了人类对弱者的同情本能。我们的大脑天生倾向于同情被压迫者、反抗权威。这是一种古老的心理机制——在原始社会，站在弱者一边往往是正确的策略。当追随者将其偶像塑造为“因说真话而被打压”的形象时，关注她就从单纯的娱乐行为转变为一种“正义行动”。人们不再是在消费内容，而是在“参与抵抗”。
第二，争议扩大了触达范围。在信息过载的时代，默默无闻是最大的威胁。那些原本不会接触到该UP主的人，因为争议而得知了她的存在。每一篇批评文章、每一条愤怒转发，都在帮助她扩大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者成了免费的推广员。
第三，争议创造了身份认同。当人们因为支持某个争议人物而被外界批评时，他们的支持会变得更加坚定。这是因为他们现在不仅是在支持一个观点，更是在捍卫自己的判断力和身份。承认自己错了，就等于承认自己曾经是傻瓜。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这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当前的信息生态中，批评往往会强化被批评者。你的愤怒转发可能正在帮助谣言传播者达成他们的目标。每一次你说“这太荒谬了”，都在为这个荒谬的内容增加曝光度。
这就是注意力经济的诡异之处：它让对与错、真与假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只是能否吸引注意力。
理性的局限与可能
面对这一切，理性的人能做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接受一个谦卑的事实：理性说服的力量是有限的。
数十年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的信念与其身份认同紧密绑定时，事实和逻辑几乎无法改变它。这就是所谓的“逆火效应”——当你向某人展示与其信念相矛盾的证据时，他们往往不会改变看法，反而会更加坚定原有立场。这是因为改变信念意味着否定自我，而人类的大脑会本能地抵抗这种否定。
辩论往往只会强化双方的既有立场。每个人都在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忽略相反的证据。这不是因为人们故意不诚实，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就是这样运作的——确认偏误是人类认知的基本特征，而不是缺陷。
但这不意味着理性毫无用处。
2024年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带来了一线希望：与AI进行对话可以使阴谋论信念降低约20%，效果持续至少两个月。研究者让参与者与GPT-4对话，讨论他们相信的阴谋论。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奉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对话后改变了看法。
这个发现值得深思。AI之所以有效，可能恰恰因为它不是“敌对部落”的成员。它没有身份、没有立场、没有傲慢。它不会嘲笑你，不会居高临下，不会让你感到被攻击。它只是耐心地提供信息，回答问题，让对话者自己得出结论。
这暗示了人类理性说服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因为证据不够充分，而是因为信使本身就被视为敌人。当一个“知识精英”试图纠正一个反智主义者时，后者首先感受到的不是论证的力量，而是被瞧不起的愤怒。这种情绪反应会在他有机会评估论证之前就关闭他的大脑。
AI没有这个问题。它不属于任何部落，因此不会激活部落防御机制。
这暗示了一种可能的策略：与其试图在情绪化的公共空间中说服他人，不如创造条件让人们自己去探索和质疑。如果有人相信阴谋论，与其与他争论，不如建议他去问问AI——让一个没有立场的实体来回答他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判断标准：如果一个人在与AI充分对话后仍然坚持某个观点，那他持有的可能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信仰。这没什么错，但你需要知道区别。事实可以被证据改变，信仰则不能。对于信仰，争论是徒劳的。
认知免疫系统的建设
既然我们无法改变外部信息环境的本质，我们能做的是增强自身的“认知免疫系统”。
正如身体的免疫系统帮助我们抵抗病原体，认知免疫系统帮助我们抵抗错误信息和情绪操控。这个系统不是天生的，需要刻意培养。
这需要从几个层面入手：
建立稳定的认识论基础。 你需要清楚自己相信什么，以及为什么相信。这不是盲目的信念，而是经过反思的立场。问自己：如果出现什么证据，我会改变这个看法？如果答案是“没有任何证据能改变我的看法”，那你持有的可能是信仰，而不是基于证据的判断。两者都可以存在，但你需要知道区别。
当你对自己的核心价值有清晰认知时，外部的噪音就更难动摇你。你不会因为看到一个反智视频就焦虑万分，因为你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理解信息系统的运作机制。 知识就是力量。当你明白算法如何放大极端内容、信息茧房如何形成、争议如何转化为流量、你的愤怒如何被利用，你就不会轻易被表象迷惑。
你会用更冷静的眼光看待那些“病毒式传播”的内容。当你看到一个让你愤怒的帖子时，你会先问：这是真的吗？谁从传播这个信息中获益？我的愤怒是否正在被利用？
控制信息摄入。 正如你会注意饮食健康，你也需要注意“信息饮食”健康。
主动选择信息来源，而不是被动接受算法推荐。订阅高质量的新闻来源，而不是依赖社交媒体信息流。减少碎片化信息的摄入，增加深度阅读的比例。一本好书给你的营养，可能超过一个月的社交媒体浏览。
定期给自己“数字断食”——一天不看社交媒体，看看感觉如何。很多人会惊讶地发现，离开信息流后，他们反而更平静、更有精力。
培养情绪觉察能力。 学会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当你感到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手指想要敲键盘回击时，这是你的杏仁核在接管大脑。
在这个时刻按下暂停键。深呼吸，离开屏幕，等情绪平复后再决定要不要回应。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不回应是更明智的选择。
区分事实与信仰。 如前所述，如果一个人在面对所有相反证据后仍然坚持某个观点，那他持有的可能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信仰。事实是可以被证据改变的，信仰则不能。
对于信仰，争论是徒劳的。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节省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历史的视角：我们来过这里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看看人类历史，就会发现：我们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挑战。
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重大革新，都曾引发类似的焦虑和混乱。
印刷术发明后，欧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宗教战争和社会动荡。廉价的印刷品让各种异端思想得以传播，教会的信息垄断被打破。当时的知识精英同样忧心忡忡：普通人能读书了，但他们能分辨真假吗？他们会不会被煽动者利用？
这些担忧不无道理。印刷术确实被用来传播谣言、煽动仇恨、制造迫害。但最终，印刷术也带来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社会逐渐发展出了新的制度和规范来应对印刷时代的挑战：版权法、诽谤法、学术同行评审、专业新闻业。
电报、广播、电视的发明同样引发过恐慌。每一次，都有人担心新技术会摧毁理性、瓦解社会。每一次，社会最终都适应了过来——虽然过程常常混乱而痛苦。
今天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最新的一次冲击。它的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但本质上仍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正处于适应期的阵痛之中。
这个历史视角应该给我们一些安慰：人类文明总体上还是在进步的，只是这个进程比我们希望的更加缓慢和曲折。反智主义不会永远占上风。但改变需要时间——可能是几十年，甚至几代人。
与不完美的世界共处
最后，我们需要与一个不完美的现实和解。
反智主义不会消失。它是智人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只要人类存在，它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我们能做的不是消灭它，而是将它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你无法拯救每一个人，也无法纠正每一个错误。如果你试图这样做，你只会耗尽自己。
接受自己影响力的有限性，不是认输，而是智慧。你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一些事情：保持理性，传播知识，影响身边的人，用行动而不只是言语来示范什么是理性的生活方式。这些小事加起来，长期来看，是有意义的。
但更重要的是，不要让这场与反智主义的对抗消耗你的生命能量。
你只有一次生命。这一生中有太多美好的事物值得探索：书籍、音乐、自然、爱、创造。不要把太多时间花在与网络上的陌生人争论上。那些时间本可以用来读一本好书、陪伴家人、锻炼身体、学习新技能。
智人是一个奇怪的物种。我们既能相信荒谬的谣言，也能发现宇宙的规律。我们既能被情绪操控，也能通过反思超越本能。我们既能建造奥斯维辛，也能创作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正是这种矛盾性，定义了我们是谁。
在这个充满噪音的时代保持理性，既是一种智识上的选择，也是一种生存策略。你不需要赢得每一场辩论，你只需要保持清醒，过好自己的生活，成为你希望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改变。
这本身就是对反智主义最好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