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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年开始，每一年都会推荐一个对我帮助最大的思维工具。
19年推荐的是任务分解，20年推荐的是飞轮效应。今年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没那么时髦，但是堪比大杀伤性武器的思维工具，那就是类比。
什么是类比呢？例如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有人就想去读个研究生学位，或者是参加一个培训班。他们会说：“我要去充充电。”这就是一种类比，他们把知识类比成了能量，把自己类比成了电池。又比如说，有人在西瓜摊前面摆一块牌子，写上：“比初恋还甜”。把西瓜跟初恋做类比，这就是一种高明的类比。初恋到底甜不甜，跟西瓜的甜是不是一回事？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下子就被击中了。
类比，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面是这么解释的：一种推理方法，根据两种事物在某种特征上的相似，做出它们在其他特征上也可能相似的结论。
我们在工作中发光发热，这就跟电池很相似。而电池的电总有用完的时候，那么作为脑力工作者的我们，当然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你买了一块西瓜，吃了之后发现并没有那么甜。如果我是西瓜摊老板，会这么解释说：“有的时候，初恋不但不甜，甚至是苦涩的。但是初恋就是初恋，还是会让你难以忘怀。”如果你有足够的幽默细胞，或者曾经有过难忘的初恋，应该就不会因为西瓜不够甜而找我退钱。
那么，类比到底有什么用呢？如果只是用来耍嘴皮子带点货，那就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类比，可以让我们在现实世界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一次又一次做成原本看起来不可能做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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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时，记得教室墙上常常会挂很多的名人名言和励志口号。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历史上的金句。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应该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们拿这句话来鼓励自己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天使投资人，专门去投资那些失败了很多次的连续创业者，那么大概率会赔到倾家荡产。要投资，就要投资那些曾经成功过，而且最好是成功过不止一次的人。
邓亚萍，可能这个星球上最有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她曾经拿过18个世界冠军，连续8年排名世界第一，是“初代大魔王”。她在乒乓球赛场上赢过很多次，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取得成功。对于很多顶尖运动员来说，人生第一次成功，极大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成功了。退役，对于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人生开始了下坡路。
邓亚萍并没有开始走下坡路，她在另一个赛道又重新开始了。退役之后，她先是到清华大学读书，读的专业跟乒乓球，甚至跟体育运动都没什么关系，是外语系的英文学士学位。然后又到英国的诺丁汉大学拿到了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硕士学位，最后是在剑桥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虽然跟她的乒乓球运动员生涯相比，她在学术的道路上并没有重现同样的辉煌，但是对于一个在24岁退役时还认不全26个英文字母的超龄学生来说，她取得的成绩堪称是一个奇迹。
有人可能认为，邓亚萍是世界冠军嘛，应该是学什么都快，天赋异禀。在《心力》这本书里，邓亚萍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大意是这样的：我在学习知识的时候，经常是学得很慢很慢的，但是我并不会着急，更不会放弃。我当年学习新的技术动作，哪一次不是要跟教练一起抠动作抠很久的。她在这里就是做了一次类比，把学习乒乓球的技术动作类比成了学习文化知识，学得慢是很正常的，只要坚持和认真就都能学得会。她曾经学会过无数个乒乓球的技术动作，并且在赛场上发挥出来了，击败了无数对手。她相信她也能学会这些书本上的知识，终有一天她会学有所成的。
类比，可以让我们把在一个领域里的成功经验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的领域当中。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再拿我自己最近的亲身体验做例子。这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极高强度地工作，但总有那么一两天产出很少，也就是感觉没做出多少成果。我是这么安慰我自己的：“你看书，也并不是每次都感觉很大收获啊。
“第一，你的感觉可能是错的。明明你已经学到一些东西了，只是量变还没达到质变的程度，你需要继续坚持。
“第二，哪怕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你也应该坚持看书，因为要维持看书的习惯，节奏不能乱。
“第三，有的时候你就不要管到底有没有学到东西，就当自己是在锻炼读书的耐力。”
那么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已经做出了东西，但是成绩还不够明显。哪怕没做出什么东西，我们也要保持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工作节奏，锻炼自己的工作耐力。类比，并不是只能单方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类比。
我在极高强度工作中学到的一点是：在一段时间里面专注做一件事，非常非常重要。我打算以后像工作时一样，连续几个小时只看书，不干其他的事情，连手机都不看。一整天只看书，最多加上写作，把自己的精力体力耗尽，然后再通过休息去恢复。几周、甚至一个月研究同一个主题，脑子里不想其他东西，像一束激光一样聚焦在一个点上。
学习效率很可能不只是提升百分之几或者百分之几十，甚至可能不只是原来的两倍三倍，而是十倍以上，是一个数量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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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除了可以让我们学会跨领域迁移自己的能力，还可以让我们从其他人的经验里获得启发。
《圆桌派》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在最新一季的节目里，邓亚萍作为嘉宾和主持人窦文涛有那么一番对话，大意是这样的：
窦文涛问：“我注意到你有一次在解说伊藤美诚的比赛里，说过这么一句话，‘你看，这时候她想赢了’。这句话在我们外行人听来就很奇怪，打比赛不都想赢吗，难道想输才是对的吗？”
邓亚萍回答说：“比赛当然都想赢，谁不想拿奥运冠军。但是，你不能在比赛过程当中老想这事。你老想这事，就容易分心，动作就会变得僵硬，平时练的东西就会发挥不出来。”
窦文涛接着说：“噢，那我明白了。我在你这本书里看到一个概念，叫做目的性颤抖。我就好有一比啊，就像我们要给一根针穿线，我越想穿过去呢，我的手就越容易抖。我的手越抖，线就越难穿过去。反倒是我什么都不想，直接穿，很可能就一下子穿过去了。”
邓亚萍继续说：“对，就是这个意思。运动员，尤其是顶尖的运动员，最怕想太多。教练员如果发现运动员上场之前紧张得不行，就不会跟他们说太多话、嘱咐太多。记得我的教练有一次就只跟我说了一句话，‘把球打到台子上’。”
把球打到台子上，这可能是刚学球的三四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为什么世界冠军的教练还要这么强调呢？因为是怕运动员想太多。
类比到我们自己日常的工作，我们就很容易想太多，而忘记了本应该做好的事情。
团队leader指出我们的问题来，是期望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却往往会陷入各种各样的情绪当中。leader会不会因为这个怀疑我的能力啊？我是不是先要跟他说明情况，证明这不全是我的问题呢？我在团队里的名声会不会就不好了，别人都觉得我不行呢，我要不要准备找一份新的工作了？
这就是想太多。有bug，我们就fix。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忘记，因为我们想赢。我们想赢得leader的赏识，想赢得所有人的认可。这就跟运动员打比赛是一样的，太想赢了，动作就会变形，反而更容易输、更容易失败。
我最近很喜欢看名人传记，尤其是运动员和科学家的传记。我对他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不怎么关心，而且往往也看不太懂。我很爱读杨振宁的传记和他自己写的随笔文集，但是中学物理已经忘得差不多的我，实在看不懂他在书里所提及的任何一个公式。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做类比，通过他在书里讲到的学习经验，得到我自己在学习上的启发。书里讲到他还很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出特别大的成绩，经常去听一些物理学的讲座。这些讲座有的跟他研究的领域有关，有的相差就比较远，但是他并不介意，就这么听着。往往是听不懂，听不懂没关系，就在脑子里留个印象。他把这种学习方法，叫做“渗透学习法”。渗透，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但是终有一天会起到作用的。后来，他果然从一次听不太懂的讲座里得到灵感，做出了一个让他非常满意的研究成果。
我看书也是一样的，常常不求甚解。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点难，没关系，我还是坚持读完，但是不纠结于细节。只要我判断这本书是好书，就会读完，先在脑子里留一个印象。就像撒下一颗种子，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芽，什么时候会开花结果，但是我相信它终有一天会给我带来一些什么东西的。
看书不能太功利。你一下子就能判断出来这本书对你有用，那么很大可能它对你的用处比你想象中要小得多。反而是那些你觉得对你用处不大，甚至没用的书，更可能给你带来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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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让我们从自己身上学习和向他人学习之外，类比可以发挥作用的范围，比我们想象中要广得多。
熵，本来是物理学里面的概念，指的是物质系统状态的混乱程度。现在我们经常能在商业世界里面听到这个词，因为很多大公司的CEO，很喜欢用熵来形容组织的混乱程度。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华为公司的任正非了，他曾经写到：“万物生长是熵减，战略预备队循环流动是熵减，干部增加实践知识是熵减，破格提拔干部也是熵减，合理的年龄退休也是熵减”。
在心理学领域，《心流》的作者也借用了熵的概念，他提出了“精神熵”。有些人天生熵增的速度快，所以他们焦躁不安，不容易稳定下来。有些人天生熵增的速度慢，所以他们比较温和，内心容易安宁。那么一定是前者比后者差，我们如果可以选的话一定要选让自己熵增速度慢吗？不一定。
我曾经在文章里写到，我就是属于精神熵增比较快的人，不能闲着，闲着就容易暴躁易怒。看书和写作对我来说是熵减，高强度工作也是熵减，运动和高质量社交都是熵减。这些熵减都是有门槛的，不容易学会的，我“被迫”学会了这些。不学会的话我就会很容易精神痛苦，就有可能变成社会里的一个定时炸弹。学会了之后，我反而比一般人更容易安静下来，因为我熵减速度要比他们都快，而且是快得多。
一旦学会了类比，我们就可以把许多遥远的事物，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形成洞见。这就是为什么我看书会看很多不同类型的书，不管跟我的本职工作有没有关系，只要是我感兴趣的、高质量的好书，我都看。
我从经济学领域里学到一个概念，叫“消费者剩余”，更恰当的叫法应该是“交易剩余”。例如我做了一双草鞋，心理底价是50元，只要不低于50元我就卖。你作为消费者，很喜欢这双草鞋，心理底价是100元，只要不超过100元你就买。最终，我们以70元的价格成交了，你就获得了30元的消费者剩余，或者叫交易剩余；我呢，也获得了20元的交易剩余。换句话说，你少花了30元，只用70元就得到一双你认为值100元的草鞋。我多赚了20元，把这双我认为只值50元的草鞋按照70元的价格卖出去了。推而广之，只要价格是在50元到100元之间，我们两个都是赚的，都获得了多出来的好处。只要不太过分，心里都过得去，那就不必一定要按照75元的价格成交。
我在学到“交易剩余”这一个概念之后，就把我们现实生活中交朋友这件事情做了类比，暂且称之为“交往剩余”。例如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经常一起出去吃饭聊天。我的心理底线是，只要不是连续三次都让我出钱，我就愿意跟他继续做朋友。他的心理底线是，只要不是连续两次让他出钱，他就愿意跟我做朋友。换句话说，我不愿意别人在吃饭付钱这件事上占我太多便宜，吃我两顿，还我一顿，我就能接受。他是完全不愿意别人占他便宜，让他多付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长期来看付钱的比例在2比1和1比1之间，我们就都能接受。在这个范围内，我多占一点交往剩余或者他多占一点交往剩余，只要不过分，我们就都不应该介意，让吃饭付钱这件事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友谊。
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在跟人交往的时候，往往会多想想别人对我好的地方，不会事事都想着公平。吃饭多付点钱，只要不过分，就尽量让自己大方一点。聚会我从来不迟到，但是如果对方迟到，只要迟到不太久、不会让我觉得特别不舒服，我就不会斤斤计较。言谈之间总有着急上火的时候，只要对方不是太过分，我都会让自己多包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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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对类比还有解释：类比推理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其结论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践证明。
所谓或然性，就是可能对，可能不对。我们不能认为A事物和B事物在某个方面上相似，就认为他们在其他方面都相似。类比得出来的推论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可行的，都还需要实践去证明才行。
例如辜鸿铭用茶壶和茶杯跟人类婚姻做类比，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想要借此说明一夫多妻是合理的、有利于社会稳定。这是一种类比，但他得出来的结论并不正确。人类婚姻制度自有其发展规律，无论是一夫多妻还是一妻多夫在历史上都存在过，但是在现代社会一夫一妻才是主流。
类比给我们带来的是启发，是一种可能性。在英文世界里，有两个单词都可以翻译成“可能性”。一个是possibility，更准确的意思是“是否有可能”；另一个是probability，对应地可以理解成“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先要做类比，判断一件新的事物或者一个新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性，例如把看书的方法论应用在工作当中是否可能有效，这是possibility。然后还要去实践，通过实践去证明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才轮到probability。所以，光看书是不够的，光思考是不够，我们还要去实践。我以前常常会冒出来一个想法：攒到一定数目的钱，我就不工作了，退休了。在家里好好看书，花不了多少钱，应该够维持生活。现在看来，这个想法要被PASS掉了。只读万卷书，不做万般事，书是读不明白的。从书里看来的知识和得到的启发，都要在做事过程中实践验证才行。
当然，只做事不看书也是不行的。不看书、不做类比，我们就得不到新的启发，头脑就会越来越封闭，做事就会越来越保守。正确的做法是，既读万卷书，也做万般事。不是先读书、后做事，而是一边读书、一边做事。两者互相类比，相互验证，我们要把它们有机地整合到一起。